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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蒙的虛實

2019-07-22 09:43:07  來源:《財經》雜志

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監視居住已經超過六個月,其間有人問任正非,這件事情有沒有讓他崩潰或者抑郁。他說,現在沒有。

任正非曾得過嚴重的抑郁癥,這件事他說過很多次,但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對外形象是全能而堅韌。

事件后不久的一天,任正非和太太去電影院看了一場《星際穿越》,男主角冰凍90年以后出來找不到一個人,打開休眠倉拉出另一個人來陪伴他。散場后下電梯的那幾分鐘里,他感到久違的孤獨和抑郁。

“我覺得未來這個世界控制不住,”他對太太說,“我可能有點憂郁。”

幾分鐘后,他回到了正常狀態。

5月底,在一次小范圍的咖啡座談中,他說,情緒管理這件事情,以前抵抗能力弱,現在皮實了,抵抗能力強了。

創業不易,2000年開始,任正非患上了越來越嚴重的抑郁癥。每次想自殺的時候,他就給時任華為董事長孫亞芳打電話,“我要自殺了,趕快來救我!”

找到病根后,任正非開始吃藥治療。大約在2006年,抑郁癥徹底好了。

抑郁癥這件事情,任正非的應對方式體現了他對于危機管理風格:第一,“知道這是一種病,關鍵時刻要自救”;第二,“生病了要找到合理的治療方式,相信科學治療”。

華為成立32年,從無到有,從國內到全球,從單兵種擴展到集團軍,最終形成協同,走上巔峰,并隨時準備攀登下一座大山。

在過去幾年,華為公司相繼夯實了電信、手機領域的強者位置,以云為基礎的企業數字化市場也開始迅猛發展。

按照此前規劃,在接下來的兩三年內,這家公司將結合自己在通信、終端和云三方面的積淀,大舉進攻全球5G市場,攻打下一個山頭,這條上山之路上直接競爭對手寥寥,幾乎進入無人區。

美國政府的壓制,打亂了華為的節奏。

當前任正非的難題,是如何在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戰、法律戰、技術戰和輿論戰中,盡量保持華為的前進腳步。其一,要自救;其二,要正確地自救。

孟晚舟被加拿大扣下之后沒幾天,任正非簽署了一系列華為改革文件。這些文件準備已久,簽發即日開始執行。華為三大業務線之一的消費者業務(手機業務)開始率先改革,運營商業務也隨后啟動改革。

這些改革被外界稱為華為的“備胎計劃”。在5月底的小范圍會面時,任正非說,這比他預想的節點要早了兩年。如果兩年之后再發生,他或許會更加從容。“我們改變不了外部環境,先把內部改好來迎接外部環境。”

外部環境幾乎一天一變。加拿大法院決定在9月23日再次開庭討論,這將進一步清晰孟晚舟的未來。7月10日,美國商務部決定放寬對華為公司的設備禁運名單,允許部分公司向華為供貨。中美高層談判看起來從僵局中撬開了一條縫隙。

當前任正非的難題,是如何在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戰、法律戰、技術戰和輿論戰中,盡量保持華為的前進腳步。其一,要自救;其二,要正確地自救。圖/視覺中國

但從任正非半年前冒險簽署一系列華為內部改革文件時起,華為的備胎計劃已經按下啟動鍵。外界最為關心華為是否將放出自主操作系統鴻蒙,鴻蒙確實是華為分量最重的備胎之一,但如果條分縷析分析華為的業務、法律和輿論組合拳,人們有可能認識一個全新的、稍顯陌生的華為。

鴻蒙虛實

美國政府的緊逼,反而有可能給鴻蒙帶來“天時地利人和”

最早將鴻蒙推到前臺的,是華為消費者業務總裁余承東。今年3月,余承東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透露,華為已經開發了自己的操作系統,以防美國科技巨頭不再向其授權現有系統。當時,余承東說,華為已經準備好了自己的操作系統,如果需要,華為會做好啟動B計劃的準備。

今年5月21日,余承東進一步放話稱,最快今年秋天,最晚明年春天,華為將推出自己的操作系統。

這套操作系統將打通手機、電腦、平板、電視、汽車、智能穿戴,統一成一個操作系統。

余承東稱,這是一個面向下一代技術而設計的操作系統,兼容全部安卓應用和所有Web應用,如果安卓應用重新編譯,在鴻蒙操作系統上,運行性能將提升60%。

這聽起來讓人興奮。尤其在那個微妙的關鍵節點。

5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國進入緊急狀態。美國企業不得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所生產的電信設備。在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后,美國商務部15日發表聲明稱,正將華為及其70個關聯企業列入美方“實體清單”,禁止華為在未經美國政府批準的情況下從美國企業獲得元器件和相關技術。

隨后,谷歌母公司Alphabet按美商務部要求,停止與華為相關的業務和服務,涉及硬件、軟件和技術服務方面,包括旗下智能手機操作系統安卓。

余承東說,我們愿意繼續使用谷歌和微軟,但是被逼上梁山了。

在華為手機逐步崛起的這些年里,關于華為正在研發自己的操作系統的消息時有出現,但據《財經》記者了解,華為痛下決心研發操作系統是2012年,當年,美國對中興和華為兩家公司發起了調查和國會聽證,這觸動了華為的敏感神經,此后,華為開始下定決心構建自己的操作系統。

今年6月24日,任正非在接受外媒采訪時進一步披露了一些細節,矯正了一些說法。他說,鴻蒙本身并不是為了手機,而是為了物聯網,比如自動駕駛、工業自動化。此外,鴻蒙的一個優勢是能夠精確控制時延在五毫秒以下,甚至達到毫秒級乃至亞毫秒級。

7月18日,華為董事、高級副總裁陳黎芳再次表態,公司的鴻蒙操作系統不是為智能手機設計的,華為智能手機將繼續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統。最近正式提交的鴻蒙操作系統商標主要是工業用途。此前,有接近谷歌的行業人士告訴《財經》記者,華為和谷歌在美國政府禁令發布后,就密切商議繼續合作的方法。谷歌顯然不愿意失去華為,華為也不想離開谷歌。

結合華為在重要時間節點上的特殊情況,可以大致得出四個推斷:1.鴻蒙此時作為“備胎”面目出現,但華為籌謀已久;2.手機是受影響最直接的業務線,如果沒有非商業因素的變量,華為并不打算此時推出鴻蒙系統,這套系統目前尚未完全準備好;3.七年間技術和產業生態發生了巨大改變,鴻蒙的定位和技術也一直在迭代進化;4.雖然更多是自保,但此時順勢推出鴻蒙,時機也不錯。

虛也好,實也罷,華為今日之體量已經讓外界無法忽視它的關鍵動作。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專業人士都對鴻蒙表示樂觀。

其一,多位手機行業資深分析人士稱,鴻蒙在國內應該是毫無阻力。全球來看,現在這個節點也算不錯,如果進入了物聯網時代,手機深度綁定操作系統后,再做系統的更新可能會是一個災難。

7月初,谷歌上線Fuchsia OS的開發者網站,此舉被視為谷歌正式開始布局物聯網。Fuchsia被視為谷歌適應物聯網時代,替代安卓的新一代操作系統。

安卓目前在全球智能手機操作系統中的占比高達84.5%,但它并不完美,碎片化、效率低、生態混亂等缺點一直為人詬病。同時,它對于桌面市場以及新型的AR/VR、物聯網等領域,并沒有相應的統治力。想要一舉解決所有歷史遺留問題開創新時代,最激進的方法就是創造新操作系統。

此時正是新一代操作系統替代舊系統的窗口期,華為如果此時行動,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天時”。

其二,基于華為目前智能手機的出貨量,外界對鴻蒙的預期逐步提升。綜合多位行業分析人士的觀點,鴻蒙此時在國內推出沒有大問題。360手機助手負責人劉剛對《財經》記者說,假設預裝鴻蒙的出貨量臨界值是1000萬部的話,開發者會爭著適配,誰都不想放棄這個市場。華為身處中國,有極大的人口和資源紅利可以利用,中國市場將成為鴻蒙成長的沃土。此為“地利”。

其三,美國步步緊逼持續高壓華為之時,國內聲援華為的力度卻處于高峰,普通消費者對于華為的認可度飛速提升。第三方市場調研機構IDC的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一季度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為8800萬部,同比下降3%。但華為手機出貨量為2990萬部,同比增長41%,占33.98%的市場份額,排名第一。

談論到華為手機的逆勢行情時,知乎上的一位匿名華為人士寫道:手機市場充分成熟,正常情況下靠技術和體驗優勢完成大的市場擴張很難,這時,情懷的力量就顯得出人意料。

國內某大型互聯網公司移動產品經理對《財經》記者說,互聯網公司現在衡量是否要和華為合作,要額外慎重考慮立場因素——大企業對待華為的態度是非常敏感的。

旅游App螞蜂窩副總裁陳海告訴《財經》記者,螞蜂窩已經開始準備針對鴻蒙的App,“提前計劃,有備無患。安卓很有可能不能直接遷移,但多數是可以復用的,不會太復雜”。

至少在中國,華為此時處于“人和”的優勢狀態。

危中有機,敗中藏貝。縱觀華為野蠻生長的歷史,此前似乎沒有哪個產品或業務,可以具備如此明顯的“天時地利人和”狀態。

不過,鴻蒙的挑戰也是現實的。

根據目前包括任正非在內的華為高層透露的為數不多的信息來看,鴻蒙將和安卓兼容,這可以理解為,華為要跟隨谷歌的腳步,一步兼容,步步都得跟著安卓來變化。這么做好處是應用廠商的跟進意愿和適配成本降低。壞處是,安卓是動態的,每年都有新標準,新API接口,新特性,華為跟進成本會非常高。

當然,結合華為今日之體量、現金流之寬裕和做這件事的決心來說,這可能不會成為大問題。

此外,鴻蒙能不能長期生存并發展,要看華為的開發者生態做得好不好。一位資深軟件工程師告訴《財經》記者,谷歌在和Oracle打完JAVA API官司之后,開始給開發者推 kotlin,這是谷歌強推的一個編程生態。這個生態討好了開發者,比如運營技術分享,回饋開發者,幫一些創業者做App,或者直接給開發者錢,聚集足夠的人氣。而且還開源了非常多的技術,如人工智能、云計算和大數據、UI設計等。

這說明谷歌在開發者里的號召力足夠強,和開發者的互動,華為可能不弱,但經驗顯然不夠豐富。

在6月24日的那場采訪中,任正非確實提到,操作系統最關鍵的是建立生態,重新建立良好的生態需要兩三年左右的時間。

不過,外界的這一輪關于鴻蒙的討論并不是基于華為的任何實質性動作。

7月上旬,華為釋放出即將在8月召開一個全球開發者大會的消息,外界普遍猜測華為將在這次大會上發布鴻蒙,但一位接近華為的資深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事實并不全如外界所說。這個大會并非華為的常規動作,目的確為吸引開發者,但具體事項,發什么、不發什么,至今未有確切定論。

7月12日,華為董事長梁華明確表示,如果可以,未來華為的智能手機仍然會以安卓系統作為首選,至于鴻蒙系統是否會被發展為智能手機的操作系統,還要根據未來發展的實際情況而定。

任正非從一開始就闡明了自己不愿和美國為敵,要擁抱全球產業的開放立場。在5月22日的那場座談中,他再次強調:“你想不想國家繁榮富強?想國家富強就要向美國好的方面學習。”

第三方市場調研機構SA以中美間的糾紛持續下去,美國持續向華為施壓為前提,在7月11日發布了一個預測。SA預測,若今年華為推出1900萬部搭載鴻蒙系統的手機,約占整體智能手機系統的0.3%。鴻蒙系統市占率將在2020年增加至2.2%,2021年成長至4.3%,一路快速成長至2024年的8.7%,其中中國使用者占比將達九成以上。

與此同時,安卓的市占率將從2019年的84.5%,將微幅下滑至2020年的82.9%,2021年持續下滑至81.1%,2022年為79.6%,開始進入7字頭。而iOS在此期間,市占率約維持在13%左右。

結合華為將要舉行的全球開發者大會,可以肯定的是,不管鴻蒙是手機操作系統還是物聯網操作系統,華為的自主操作系統之路,很快就要通車了。

神獸軍團,備胎計劃

華為“山海經”軍團的使命各自不同,目的卻一樣——保證華為四個業務主線不被“一掐就死”

鴻蒙最受外界關注,但鴻蒙不是被美國制裁之后秀出的第一塊肌肉。

自去年12月加拿大事件后,華為密集發布了一系列芯片和服務器平臺產品。1月7日,發布服務器芯片“鯤鵬”和服務器平臺“泰山”;短短17天后,再次發布5G基站核心芯片“天罡”;3月4日,發布基帶芯片“巴龍”,5月,搭載華為自研路由器芯片“凌霄”的新品入市。加上去年10月發布的人工智能芯片“昇騰”、頭戴面紗的“鴻蒙”,以及成熟的手機芯片“麒麟”,這些名字均取自《山海經》,至此,華為的山海經軍團成形。

重新回到公眾舞臺后,任正非樂于頻繁展示一張傷痕累累的蘇聯戰機照片,他多次說,今日之華為,很像這架蘇聯戰機。歷史上這架戰機并沒有墜毀,反而成功返航,原因在于核心零部件油箱和發動機沒有被打中。山海經軍團就是華為的“油箱”和“發動機”。

有跡象表明,山海經軍團的規模還在不斷擴大——《財經》記者查閱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官方網站發現,從今年4月開始,華為集中注冊了一批商標。同一商標名稱按照不同分類,多次注冊,總體數量接近200個。這些商標的名字囊括了“朱雀”、“騰蛇”、“青牛”、“青玄”、“當康”、“玄機”、“角虎”等。

他們的使命各自不同,目的卻一樣——保證華為四個業務主線不被“一掐就死”。

服務器芯片“鯤鵬”,使命是保證華為企業業務在極端情況下維持生存。華為企業業務產品線包括服務器、存儲、網絡設備,此前主要使用的是英特爾的計算芯片(華為是全球排名前五的通用服務器廠商),有了鯤鵬,華為企業業務和云業務原則上可以繼續運轉。

有人分析,由于鯤鵬基于ARM內核設計,如果沒有美國制裁,鯤鵬在短期內其實很難被重用。

一位華為服務器專家向《財經》記者透露,華為2015年啟動研發鯤鵬,至今經過數代打磨,最新鯤鵬920芯片采用7納米工藝,他認為,這款產品在性能上“已經可以真正與英特爾部分型號的芯片相競爭”。

和“鴻蒙”一樣,“鯤鵬”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應用生態構建,但企業業務營收744億元人民幣,占華為總收入10.3%,對整體業務影響有限。

今年1月24日發布的“天罡”,在華為內部被視為華為5G實力的一個突破性高點。它是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在集成度、算力、頻譜帶寬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如果用數據來表明它的重要性,內置了天罡芯片的5G基站,和4G基站相比,尺寸縮小超50%,重量減至23%,功耗節省至21%,安裝時間同樣少一半。同時,由于這顆芯片在功耗方面的大幅度下降,5G到來的時候,90%的站點是不需要進行市電改造的。

根據華為不同業務線高管的一致公開表態,以上不同種類的芯片均不對外單獨銷售,僅作為華為產品的一個部件。這意味著,山海經軍團的策略還是“進可攻、退可守”,且更傾向于后者。

華為業務線廣闊,各類產品和業務所需芯片或平臺軟件種類多、總量大。2018年,華為是全球第三大芯片買家,全年半導體采購支出達到了211.31億美元,同比猛增45%,其中來自于美國的采購大約在110億美元左右,主要來自高通、英特爾、鎂光等美國巨頭,采購的芯片類型包括了電腦處理器、DRAM內存,NAND閃存以及一些DSP等芯片。

加拿大事件發生后,任正非簽字,幾乎涉及華為全業務線全員的B計劃快速啟動。《財經》記者獲悉,每個業務線都整理了一份零部件需求清單,清單詳細列出了所需零部件的名稱、美國供應商、可替代的他國供應商、目前存貨、支撐時間等信息,其間,華為的外部情況時有變動,清單也在隨之變化,幾乎做到日日更新。

一家軟件公司的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該公司此前和華為的一個項目已經進入執行階段,美國“制裁”生效之后,該項目的一個芯片無法被日韓或國產產品替代,華為因此在這個項目上按下了停止鍵。

上述人士認為,華為備胎計劃的重點是能不能保證在極端情況下生存,替代方案好不好是另一個層面問題。

一位運營商高管向《財經》記者分析稱,華為目前在通信業務上主要缺的是FPGA芯片、DSP芯片和模擬芯片,這些芯片的國產化比例低,例如全世界90%的FPGA芯片由美國公司賽靈思和英特爾提供,但另一方面,通信設備生產數量遠遠小于智能手機,華為備件應該能支撐。

“華為很有可能已經在布局模擬芯片等領域。”上述運營商高管對《財經》記者說。也就是說,已經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官網注冊的那些“神獸”們的背后,是一盤更大的棋。

《財經》記者暫時無法評估,華為的神獸軍團在華為今日實際的業務產品中的具體占比。然而,任正非在5月22日的那場座談中談及,他無法預測美國打擊華為會持續多長時間,但做好了持久抗戰的準備。

山海經軍團帶給他的更多是活下來的底氣。5月22日,他對《財經》記者說,“哪怕我們被打得只剩下9000人,還能東山再起。”

前年開始,任正非頻繁談及“上甘嶺”。在5月底的那次咖啡座談中,任正非解釋,上甘嶺是中美兩國爭奪的科技高地,不只是5G,還有很多方面的技術。

其中一句頗有深意:“上甘嶺是不打糧食的,但是上甘嶺丟了,打糧食的地方就沒有了。”

對于華為的山海經軍團和備胎計劃,業界多有同理心。一位科技上市公司副總經理對《財經》記者感慨:“在科技行業,人們尤其信仰全球分工理念,安心做好一部分就好了,現在才發現,加強自主研發,做好供應鏈風險管控,其實更難但更重要。”

一些美國公司對華為的備胎計劃感到不安。《財經》記者從多渠道獲知的信息顯示,有美國公司希望華為一定程度上放棄備胎計劃,作為交換,他們愿意去游說美國政府放棄“制裁”華為。“不是放棄研發,而是放棄量產,在芯片設計領域,一個實驗室芯片的威脅比量產產品小太多。”一位接近內情的人士說。

輿論博弈,訴訟反擊

華為在業務上底線思維,在國際輿論戰和訴訟戰上則“絕地反擊”

2019年5月30日,廣東東莞,一名工程師在松山湖制造中心的華為SG178多探頭球面近場測試系統工作。圖/視覺中國

美國當地時間6月28日周五上午,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費和中國研究項目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 發起了一場圍繞華為的辯論。這場辯論的主題是“美國應不應該嚴限華為”?沒有采用智庫常用的圓桌主題討論形式,正反雙方需要拿出明確的立場。

甘思德希望,這場辯論或許能在美國更大范圍內激發圍繞華為問題的理性討論。

很多華人面孔出現在觀眾席,《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流媒體也悉數列席。開場前,現場觀眾投票:61票投給嚴限華為,67票為反對票。辯論后,結果發轉,票數比為75比72。

《財經》記者見證了辯論的全過程。辯論過程持續一個半小時,遠不如想象中激烈。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高級副會長歐玉琳(Erin Ennis)是辯手之一。她認為,在西方世界,華為有著很嚴重的透明度和信任問題,以及產品安全問題。如果它想成為世界級的領導企業,它必須以最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必須讓世界聽到其改變的聲音。

“透明化”,這是危機發生后,華為在全球發力的重點。不過,美國,乃至整個西方輿論場,對中國公司,尤其是華為,具有先入為主的慣性思維。

今年4月24日,任正非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表示,美國不信任華為,連續十幾年來都在打擊華為。這次要發聲,原因在于“它(美國)用法律的方式來打擊華為,我們認為有必要澄清,如果不澄清,會讓世界的誤解更深”。

此后,任正非幾乎每個月都要接受數家中外媒體采訪,華為的一些此前并未開放的重點實驗室和研究院,也開始向中外產業人士開放。

一位來自美國精英階層的現場聽眾對《財經》記者說,這場辯論是美國輿論場的縮小版,針對華為隨意斷言很容易得到,但延展到更具體理性的內容,在一邊倒的輿論氛圍中,沉默中下沉,幾乎聽不見。

歐洲輿論場較美國更有改觀,這得益于近年來華為電信設備和手機在歐洲從弱到強,從做大市場到做強品牌的迭代成果。

時任華為西歐地區部總裁彭博去年底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回憶,在華為所有的海外市場中,因為文化優越感,歐洲的本地化是最難的。2007年,他剛到歐洲,每天都要被自己的本地員工下屬挑戰,“他們不認可華為,也不認可華為的方式”。

前些年,華為的一個辦法是盡可能找到那些契合華為價值觀的本地精英,并且賦權。目前,華為西歐團隊的骨干都是當地人。華為西歐終端團隊從2016年的不到200人增長到了現在的600多人,超過一半是本地員工。而華為法國的本地化更徹底,總共950人中,80%是本地人。

華為做大了歐洲市場,確實也為歐洲帶來了實際的利益。所以,當美國開始對華為施展出一系列組合拳后,歐洲基本處于中立狀態,既不愿意失去美國,也不愿意失去華為(和中國)。對于華為來說,這已經是雪中送炭。

華為的全球輿情監測顯示,國際市場上,只有25%的聲音是支持和善意的,75%的聲音疏離和反對。

在中國,有關于華為事件的正面輿論占據了絕對上風,這一方面源于廣大范圍的普通人對華為抱有善意,也有中國輿論場對美國政府的既有印象。這帶來另一個問題——華為事件很容易與盲目的愛國主義情緒聯系在一起。

今年5月,任正非接受中國十余家媒體采訪,《財經》記者向任正非提出,目前外界對華為有兩派很鮮明的情緒:第一,很鮮明的愛國主義,把華為的支持上升到支持愛國的高度上;第二,華為綁架了全社會的愛國情緒,要是不挺華為就不愛國。

任正非在現場回應稱:“不能說用華為產品就愛國,不用就是不愛國。華為產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歡就用,不喜歡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掛鉤。”

這應是華為在全球輿論戰線上最擔心的一個點。

和政治掛鉤,是美國輿論場指責華為最多的一個點。中國輿論場和國際輿論場相互打通融合,將華為事件上升到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給華為的國際輿論場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中國公司全球化進程剛剛開始,全球文化認同和輿論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配合產品和市場進一步作深的輔助者角色,它確實很重要。在華為,危機的發生,把這條輔助戰線,推到了主戰場。

華為公司配合輿論戰線的另一條戰線是法律訴訟和專利博弈。

在今年3月和6月,華為在美國發起了兩個殺傷力很強的訴訟,分別起訴美國政府不同部門。

3月6日,華為向美國得克薩斯州東區聯邦地區法院提交起訴書。8位被告分別是美國政府、美國總務署署長艾米麗·韋伯斯特·墨菲、美國勞工部長亞歷山大·阿科斯塔、美國衛生與社會服務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爾二世、美國教育部長貝齊·狄維士、美國農業部長索尼·柏都以及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羅伯特·威爾基、美國內政部代理部長戴維·伯恩哈特(現為部長)。

這份起訴書認為,《約翰·s·麥凱恩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NDAA)》第889條的相關規定違背美國憲法,該條款限制執法機構、聯邦政府承包商、聯邦貸款和撥款接受者采購和使用華為及其子公司和附屬公司生產或提供的設備。

華為認為,NDAA第889條至少違反了三項憲法規定:

其一,違反剝奪公權法案,單獨對華為進行懲罰——將其列入黑名單,損害其聲譽,否定其對遵守美國法律的具體承諾,并否認華為可以通過任何程序爭取清白并避開制裁。

其二,違反了正當程序條款,選擇性地剝奪了華為的自由——嚴重限制華為的商業自由,并拒絕給予華為任何反對指控的法律權利。

其三,違反了歸屬條款和由此產生的立法三權分立——美國國會裁定華為所謂“有罪”,而不是讓美國行政機關和法院裁定任何此類指控。

華為因此起訴,要求法院宣布這些禁令違憲并禁止其實施。

浙江京衡律師事務所主任陳有西律師認為,這種針對國家行為的跨國重大訴訟,沒有周密的研究和深厚的法律功底很難成功。華為的起訴,抓住美國憲法中立法權和行政權的邊際,先以程序違法,再行擴大戰果,提請法庭審查NDAA法案的具體規定違反憲法。他甚至認為,鑒于這個案子的特殊性,很有可能將載入美國史冊。

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社科與法學院院長趙宏瑞教授曾兼任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的全球副總裁、首席法務官(2017年),他認為,這個訴訟挑戰,是華為做出的一個比較有效的回擊:“一個企業起訴美國政府違憲,相對罕見。華為恰恰找到這樣一個公法色彩、社會價值比較大的角度,利用法律維權。”

該案立案后,5月28日華為提交簡易判決動議。華為稱,其提出的“合憲性挑戰”是“純粹的法律問題”,該案不存在真正的重大事實爭議,希望法庭盡快作出判決。根據美國法院系統顯示的信息,針對該動議,法庭將于9月19日舉行聽證會。

作為被告的美國政府等,并未坐等應訴。7月3日,美國政府提起動議,請求法庭駁回這起訴訟。

華為法務部負責人向《財經》記者表示,華為對此案仍然充滿信心,華為將于8月14日提交最新的案件說明書,“我們期待將于9月19日舉行的聽證會”。

另一起訴訟發生在今年6月。6月21日,華為向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起訴這些政府部門,質疑其被扣押的電信設備是否在美國《出口管制條例》(EAR)的范圍內,并認為對方無故拖延作出是否放行的決定“非法”。矛頭對準美國商務部、美國工業安全局、美國出口執法辦公室。

這份起訴書稱,2017年華為將幾款電信設備發往美國加利福尼亞的測試實驗室,并計劃測試完成后送回中國,但該設備隨后在阿拉斯加被美國當局扣押。華為認為美國商務部扣押華為設備并遲遲不作出相關決定的行為“非法”,“被告已對該設備進行不正當扣押632天”。

該案目前也已進入法律程序,法院最新信息顯示,7月1日,案件被分配給主審法官。

趙宏瑞分析,這起訴訟中的質疑有價值:該案的第一被告美國商務部即是將華為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的政府部門,也是孟晚舟案中的重要一方,而美國商務部扣押華為的設備已長達近兩年,華為選擇在這個時機起訴很重要。

兩個起訴之外,華為還在專利領域主動發起維權。今年6月,華為要求美國最大的無線運營商Verizon支付超過230項的專利許可費,總計超過10億美元。

華為是3G、4G、5G核心專利主要持有人之一,在全球注冊和申請多項專利。根據IFI Claims專利服務公司統計,僅2017年至2019年1月,華為在美國申請專利數量就達3195件。

隨后,美國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的立法提案,旨在阻止華為在美國專利法院尋求專利侵權賠償。6月27日,華為隨即在深圳總部召開知識產權新聞發布會,華為首席法務官宋柳平公開評價:“如果這樣的法律被通過的話,將會對全球的創新產生毀滅性影響。”

趙宏瑞評價,華為采取的這些法律手段,有勇氣、有策略。此前,中國企業在海外維權的案例也有,但如華為起訴美國政府違反美國《憲法》、質疑美國《出口管制條例》等這些關鍵性法律,這還是第一次。

“華為找到了有效的切入點,不是見招拆招,而是提出了整體性的、正義性的法律上的質疑。”他說。

貓鼠游戲,權衡進退

目前無法得出華為已經安全的結論,任正非的思路是做好內部工作,以不變應萬變

如果將時間倒推,徹底激起華為反擊行動的節點,應是今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將華為納入“實體清單”。

實體清單是美國對華為下的重手,它帶給華為一系列打擊,也讓鴻蒙等一系列備胎措施的風聲走向外界。

《財經》記者通過查閱公開和非公開的一些材料發現,美國企業界,即華為的美國大型合作伙伴們,它們的利益和訴求與政府的決定是相悖的。這為華為帶來一線生機。

任正非在近期不同的采訪中多次提到,美國合作伙伴很給力,他們在跟華為一起想辦法。

實體清單推出僅數日,美國半導體行業就游說美國政府允許向華為出售非敏感產品,理由是全面禁令將損害美國公司的利益。游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久,美國商務部簽發了臨時通用許可證,允許該公司購買維護現有網絡的設備,并為現有華為手機提供軟件更新。

這份許可證將于8月19日過期,但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中美分析人士認為,在沒有徹底的定論前,美國政府大概率會給華為延期。

6月底舉行的G20大阪峰會被認為是華為命運的可能轉折點。在那次峰會上,中美兩國元首再次會面,決定重啟雙邊貿易談判。美國總統特朗普還明確表示,應該允許美國公司向華為出售產品。

不過,之后數日,和外界的熱切期待不同,美國政府方面不再釋放針對華為的具體政策。

直到7月9日,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示,中國電信巨頭華為仍在黑名單上,將允許美國公司在不危及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向華為銷售產品。

這多少有貓戲老鼠的意味。

律師蒂莫西·奧圖爾(Timothy O’Toole)供職于律師事務所Miller & Chevalier,專攻出口管制方面的法律問題。他對《財經》記者說,羅斯的表態比較有意思——美國商務部繼續把華為放在實體清單中,其實一切維持原狀;但若申請人(美國公司)可以證明其所出售產品對美國國家安全不會造成風險,商務部將簽發許可,又似乎推翻了現狀。

所以,由此判斷華為進入安全地帶并不現實。

一位接近華為決策層的核心人士對《財經》記者說:“任正非一貫風格是不斷往安全屋里放新的東西,他不會為不確定的安全感放松警惕。”

華為直接受影響的業務是手機業務。5G業務方興未艾,帶給華為的是未來空間可能縮小的威脅,但華為手機業務已經順風順水。

今年4月,華為消費者業務總裁余承東曾大膽估計,華為將在2020年取代三星,成為全球銷量第一的手機品牌。榮耀則沖擊中國第二,全球前四,華為系手機到2020年海外國內五五分。

樂觀情緒一直持續到了今年一季度。綜合第三方數據機構Gartner、IDC的公開數據,華為全球銷量同比增長了50%,銷售的5840萬部智能手機中,23%貢獻自歐洲市場。

但到了5月,情況變了。一旦安卓停止華為手機的更新,會出現包括安全在內的一系列服務落后問題,最后折損用戶體驗。

根據第三方機構canalys統計,截至2019Q1,海外市場占據了華為總出貨量的49.4%。也就是說,幾乎接近半數的華為手機,無法繞開安卓。

華為內部的評估結果是,這將導致終端出貨量減少20%到40%。一位華為海外中層人士向《財經》記者證實,5月下旬起,華為開始在海外市場戰略收縮。大量的銷售員工被調往國內。另一位知情人士分析,收縮一方面是為降低海外成本,二來把資源集中到國內,以國內增長彌補海外損失。

《財經》記者的多方信息匯總顯示,5月之后,華為手機的國內進攻力度大增,榮耀在國內大批招聘省公司級別的崗位。一位國內大型零售渠道商透露,華為手機的國內備貨非常充足。

多位行業利益相關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但以內補外的策略,可以最大可能減輕損失。

外界更加關心的一個關鍵的問題是,華為有可能在近期脫離實體清單嗎?

大多數聲音認為,短期內華為脫離實體清單的可能性很小。

New Finance,LLC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約翰·梅森(John Mason)對《財經》記者說,美國似乎傾向于用(政治)手段干擾來自他國的競爭。只要美國認為此舉合理,這一措施就可能繼續,華為就可能繼續留在實體清單中。

奧圖爾倒是相對樂觀。他說,華為脫離實體清單確實是一個大事,大事通常不容易有結果,但這一結果也并非“不可能”。這個觀點的一個現實佐證是,在過去幾年中,美國政府的政策、尤其是涉及出口管制的政策每天都在變,甚至朝令夕改。今天看起來不太可能的事情,明天可能輕松地就變成現實。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沒什么在真正意義上“不可能的”。

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日本校區現代亞洲研究院院長羅伯特·杜哈里克(Robert Dujarric)認為,美國對華為的指責和限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美國擔心華為兩個問題,一是威脅國家安全,第二個問題涉及貿易逆差。如果向華為施加壓力是使中國在雙邊貿易上讓步的一種方式,迫使中國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那么無論中國購買多少美國商品,都不足以軟化對華為的國家安全威脅這個說法。

基于美國政府的這個矛盾,杜哈里克說,從現在的節點上來判斷華為的境地有些難。

他的猜測是,特朗普可能會聲稱,他讓中國作出了“讓步”,因此減輕對華為的施壓。但到目前為止,很明顯華為和其他中國企業會試圖盡快減少對美國供應商的依賴,以防制裁不被取消、甚至惡化。很明顯,華為也在減少對美國依賴,尋找非美國供應商。

那么,如果美國重新對華為實施極端制裁,會發生什么?杜哈里克說他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不僅美國、許多美國的盟友都將盡量弱化華為在電信基礎設施上扮演的角色。這對華為是不利的,華為的備胎很有可能陸續轉正。

長期看,New Finance,LLC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約翰·梅森(John Mason)對《財經》記者指出,通常,通過任何限制措施來贏得貿易或保護自己國家的努力都是徒勞的。

梅森指出,美國政府所做的努力已然出現了問題,很多美國的大公司有足夠強烈的動機去找到監管漏洞,或用其他方法來繞過限制。

美國最大的存儲芯片提供商鎂光公司(Micron Technology, Inc.)就是一例,該公司CEO梅赫羅特拉6月25日在一次電話會里公開表示,鎂光已經找到合法方式繞開禁令,并已向華為恢復部分芯片供貨。

以史鑒今,梅森指出,那些試圖贏得貿易或保護自己的國家,它們應對的唯一方式是進行過度限制,這最終會傷害那些尋求自保的國家和公司。當一個國家開始依靠其他手段來保住自己的地位時,它們似乎就在失去競爭優勢,變得松懈,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失去地位。

而對于后者來說,確保競爭力的唯一途徑,是持續創新和推進自己的產品和服務。

在5月底的那次咖啡會談中,《財經》記者問任正非,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他回說:“最怕隊伍意志渙散。現在,每個部門都在講保持隊形,不要混亂。”

(作者為《財經》記者,本刊記者劉以秦、實習生楊賽、林彥辰對此文亦有貢獻,原載2019年7月22日《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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